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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民粹化浪潮席卷**，歐美民粹化、極右傾現象更是達到一個高峰。受此影響，**政治的不確定性更為凸顯。針對這一現象，本文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社會年齡結構問題。

　　作者指出，就現象而言，在美國和歐洲的選票政治中，保守主義投票與較高年齡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且一個悖論是，投票者反而會支持對自身利益有傷害的政客和政策。這種吊詭現象的出現，主要有心理和經濟兩個原因：

　　從心理上看，很多人有實現夢想的“排隊心態”，高齡人群親歷過高增長年代，曾相信美好生活靠個人奮斗實現，相比于復雜的經濟社會變遷，他們更多體驗到的，是外來移民在財富和社會地位上的“插隊”，進而反對那些推動**化的“幫兇”們。

　　從經濟上看，由于老齡化來臨，人工成本上升，西方積極投入自動化的懷抱，制造業中****、也是**消耗成本的熟練工**易被替代，而他們的技能可遷移性低，收入和養老都遭受打擊，自由派又推動降低各種社會福利，自然會引起不滿。從這一角度，可以發現：由于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不可逆轉且短期內不會消退的結構性趨勢，它所支撐的民粹主義在短期內也不會消退。但這不代表“老齡化民粹主義”**不可調節——如果真正解決這部分人的需求，就可能遏制民粹主義的發展。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2期(4月刊)138-145頁，原題為《老齡化民粹主義：歐美的現實與中國的挑戰》，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在主流政治學文獻中，民粹主義被視為“針對現行政治和知識**的大眾動員”。既然是反抗現行**，民粹主義的政治力量，不管左翼還是右翼，都無一例外地把自己標榜為來自體制外的新鮮力量。例如，作為美國共和黨激進右翼的唐納德·特朗普，即便在擔任總統期間，也經常在推特上將自己標榜成“華盛頓的外來者”；他的反對者，民主黨激進左翼的代表伯尼·桑德斯，同樣將自己定位為“白宮的局外人”。正因為民粹主義者的這種反建制立場，許多學者將他們視為極端右翼或激進右翼。

　　所有這些標簽——無論是“新鮮”“極端”，還是“激進”，都往往讓人想到積極進取的年輕人，而不是已經步入暮年、理應接受現狀的老人。然而，在西方****近幾次重大政治事件中，老年人卻是民粹主義陣營**積極的參與者和支持者。

　　2016年6月23日英國脫歐公投，有72%的登記選民參與了投票，其中52%的投票者贊成英國退出歐盟。在英國脫歐公投的整個運動過程中，從脫歐公投日程宣布，到脫歐與留歐兩大陣營宣傳動員，直至脫歐結果確定后仍然連綿不息的辯論，社交媒體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甚至專注于社交媒體影響的劍橋分析公司也因出于政治目的濫用用戶數據而遭到起訴。新信息技術在脫歐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讓我們誤認為脫歐戰場的主力，是這些新技術的主要受眾和使用者——年輕的互聯網一代。然而，若仔細分析**終決定脫歐結果的公投數據，我們會發現老年選民的抉擇才是關鍵：與18~24歲和25~34歲兩個青年人組別的低投票率不同（分別**36%和58%），臨近退休的55~64歲組和已經退休的65歲以上組的投票率分別高達81%和83%，青年人的高社交媒體活躍度似乎并沒有同等轉化為實際的投票參與率，而后者才是與政治結果直接相關的決定因素。如果我們分析更為直接的決定因素——實際的投票傾向，會看到18~24歲組別中，支持脫歐的比重**29%，25~49歲中脫歐支持者的比重也未過半（46%），但55~64歲組和65歲以上組則高達60%和64%?？傮w而言，無論是投票率，還是脫歐立場的支持率，均與年齡呈現高度正相關的態勢。

　　老齡選民的高投票率比較容易理解。研究選舉的政治學文獻早就發現，不管是日常政府換屆選舉，還是特殊時刻的全民公投，老年人的投票率總是比年輕人高，這與前者更習慣于傳統的政治參與模式，而后者有更多政治參與渠道（如示威和互聯網討論、請愿）有關。正由于老年選民的這一特點，他們才成為西方政黨的主要爭取對象，成為政壇舉足輕重的“銀發力量”（greypower）。

　　但是，受關注、拉攏是一回事，真正的支持則是另一回事。英國的老年人為何會支持脫歐呢？這個現象讓人困惑。首先，歐洲一體化是“二戰”后歐洲層面展開的**重大的政治事業，它直接來自無數歐洲人浴血奮戰擊敗納粹德國后，為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成果、避免歐洲再次成為**大戰策源地的理想和愿望。按理說，這些記憶對于老年人來說應該更為鮮活和強烈，可如今英國的老年人卻愿意拋棄這項與自己的親身經驗直接相關的事業，著實讓人費解。其次，歐洲一體化以及整個**化進程，其實給英國老年人帶來了極大的物質好處：進口于意大利的物美價廉的新鮮食材，東歐和牙買加移民所擔任的醫院看護，來自法蘭克福、香港等金融中心的養老基金投資機會，西班牙溫暖海灘旁的療養勝地……哪個不是歐洲一體化和經濟**化的產物？顯然，基于物質利益來解釋老年人民粹主義傾向的思路是不完備的，我們還需要考察其它的社會心理因素。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老年人反對歐盟僅是個英國現象，畢竟英國歷來都有強烈的疑歐傾向。我們可以考察歐洲層面的數據。**社會調查（InternationalSocialSurveyProgramme）在2013年向16個歐盟成員國的21507名受訪人提出了一個假設性問題：“假若**有一場公投，要決定你的**是否留在歐盟內，你是贊成還是反對？”結果顯示，18~24歲的受訪人贊成自己**脫歐的比重**23.59%，但隨著受訪人年齡的增長，支持脫歐的比重逐漸增加：在60~64歲和65歲以上年齡組，分別有35.7%和33.07%支持本國脫離歐盟。事實上，在個體層面，在控制住其他一系列的人口學變量、社會經濟變量（如收入和教育）及意識形態立場變量之后，受訪人支持脫歐的可能性仍與其年齡高度正相關。因此，老年人傾向于反對歐盟的現象并不局限于英國，而是一個存在于歐洲層面的普遍現象。

　　我們再看美國。同樣在2016年，美國的民粹主義力量也贏得了標志性勝利，即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與英國脫歐的例子類似，老年人在特朗普的勝選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如果考察分年齡段的投票率，我們可以看到，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60歲以上和45~59歲兩個組的投票率分別高達71.4%和66.2%，均高于30~44歲（56.9%）和18~29歲（43.4%）年齡組。也就是說，年紀越大，投票率越高。同樣，在對特朗普的支持率上，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關系：在18~29歲和30~44歲兩個年齡段的投票選民中，支持特朗普的僅占37%和42%；而在45~64歲和65歲以上的投票者中，特朗普的支持者占比均已過半，達到了53%。換言之，老年選民的支持是特朗普上臺的重要社會基礎。